第306章 疫苗的研制

他亲自带人挖洞、建房，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昆明西山，顾建立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。

他们在山洞中，在只有苏联的老师赠送给他的，苏联美国研制的疫苗原液的情况下，把疫苗包括生产线都建立起来。

究竟选择哪一条技术路线，没有人能解答。

1958年，我国首次分离出“脊灰”病毒，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
1959年初，顾方舟及另外三名同事只能再次出国，去苏联学习活疫苗技术。

归来后，顾方舟顶住压力，建议当时的卫生部摒弃风险低但是成本高的“灭活疫苗”的模式，采用风险稍高但是成本低的“减毒活疫苗”模式。

一切都是从零开始。

［1951年，顾方舟作为我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，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，老师是苏联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。

1955年，历经4年的学习，顾方舟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，选择回国。

换句话说，脊髓灰质炎爆发的那一年，正是顾方舟刚刚回国的那一年。

他一回国，就接手了这烫手山芋，且必须要快，当时每年有一两千万新生儿，早一天研究出疫苗，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的孩子。

他们要快点确定研究方向，快点做出选择。

也许很多人不解，为什么呢？

但顾方舟认为，但时间不等人，只有走活疫苗路线，才能消灭我国的脊髓灰质炎。

这并不是不过脑子的选择，而是顾方舟深思熟虑下做出的决定。

也许不会有人想到，他们当时研究疫苗的时候，到底是在怎样的环境下进行的。

顾方舟回忆说：“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，住都没地方住，真是太艰苦了，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，咬紧了牙关干。”

在当时，国际上存在“死”“活”疫苗两种技术路线。

死疫苗是比较成熟的路线，也是丑国掌握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方法。

但要打三针，每针几十块钱，过一段时间还要补打第四针。要让中国新生儿都能安全注射疫苗，还需要培养专业的队伍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以当时的国力并非易事。

而活疫苗的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，苏联掌握这项技术，但因为刚刚发明，药效如何、不良反应有多大，都是未知数。